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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北京广播学院媒介新思维工作室  张玉洪







前  奏

如果我能够，我要写下这篇文字，通过它传达我的悲哀与郁闷，为电视，为电视人，为你，也为我自己。

事实上，说话，不仅是作为人的一种权利，更是一种义务。二战后，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马丁·内莫勒有一段回忆：“在德国，当他们（纳粹）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；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；最后，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，这时，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。”

这成为我笃定“他们不说，我来说”的信念支撑。有人说，当所有人都能大声为自己的权利辩护，所有人都能大声为同胞的福祉辩护，鼓起勇气说“我有话要说！”时，这个世界，才会值得我们去爱。

为了恨，也为了爱，我要收集起所有的勇气，写下这些文字。

烟 花

   我老妈久居南方乡野之间，三年前我带她老人家到大都市看病。年近半百的她对城市的感觉就如同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样。她指着大马路边的花对我说，这个花真好看。她想要过去嗅一下，我赶紧拉住她，说这是塑料做的。她却不信，说怎么可能。待她用手实证后，不得不抱憾而归。

古诗说：乱花渐欲迷人眼。电视这个东西更是一个西洋镜，甚或哈哈镜，它以神秘而虚幻著称，引领我们走进一个现实的乌托邦。而这样的结果是，我们天真地以为， “眼见为实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殊不知，正如我们看科波菲尔的表演时，当没人说这是魔术时，我们就以为自由女神真给搬走了，一个美女给分尸了。

事实的真相是，在电视里，烟花特别多，它屏蔽我们思考的神经通路，麻醉我们的心灵。正如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的广告语一样：“你看到的是你想不到的”，不过，后半句“你质疑的正是我们要求证的”却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质疑还在路上，由我来带你前行。

假话真说

有道是，说话难，说真话难，说一辈子真话难上加难。有西方伟人说，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弥尔顿在申张出版自由说了一句经典的话：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的动物，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，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，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。这些对言论自由的宣扬如果要有一个理想的结果，那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“公共领域”构想。大众传媒显然应该是“公共领域”的一大平台，在这一平台上，有真实思想的流露。

但不幸的是，在电视上，假话泛滥却是常态。当我们标榜实话实说或者说出你的故事时，聚光灯打得太亮，摄像机的镜头像一大贼眼让人发毛，BATA带(或DVCPRO)的转速让人心惊，台下还有那么幽灵一般的心等着看稀奇呢，真实的话要怎么说出口呢？

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我斗胆说出了内心想说的话，又有几个人想听呢，又有多少机会在屏幕上呈现出来呢？

难道你忘记了？在严打XX功活动时，那么无知的孩童说出了多少光鲜、工整的话？!在重要宣传政策下来后，他们又多么真诚面对镜头说学习了XXX的伟大讲话？!

孩童都懂见人说人说，见“机”说“机话”，难道大人就不知道？

而另一个现实存在是，电视里“高大全”的人物定期会出现。他们像借尸还魂一样，定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，教我们警醒：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做这么好呢？不过见得多了，“审美疲劳”却产生了：在这些人死之前，为什么没有人提起过他(她)呢？这不是马后炮是什么？!

首要的问题是：

谁比谁傻多少呢？

真歌假唱

“甜蜜的梦啊，谁都不会错过，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”。这前半句是对的，后半句却往往有问题。

多谢党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“历史上最好的时期”。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硝烟，所以在电视节目中歌舞升平是“与时俱进”的标志。我们曾经多么天真地以为，那些明星大腕在台上的表演真是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修来的，却还是有些疑惑，他们每次唱得跟CD上一个样，是不是吃了什么“神油”呢？

直到某一天，勇敢的崔健同志挺身而出说要搞什么“真唱运动”……当时我们以为他疯了，弄一些伪命题来吓唬我们，直到只有了了几个人出来声援时，我们才发现之所以有CD般的声音，那是因为它就是CD本身发出的。

不知道有多少真歌被假唱给唱烂了，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旧歌也在假唱中流传。最受人们注目的电视夜总会节目《同一首歌》不知道是不是假唱的滥觞。据京华时报11月15日的报道称，“Hope·Star新声新秀演唱会”晚会承办方田爱生称《同一首歌》的垄断地位严重影响了演出市场的正常发展。田爱生表示自己对《同一首歌》在演出时作假非常不满。“不少歌手在演唱时都是对口型，根本就是在欺骗老百姓。观众花那么多钱就是去看他们在台上活动嘴皮子嘛。”同时，田爱生认为《同一首歌》在各地所做的节目内容雷同，观众已经产生“审美疲劳”。“总是那些人在反复地唱着同一首歌，比如经常露面的张行就总是在台上唱《迟到》，太没劲了。这种现象不利于流行乐坛的发展。流行音乐发展了20年，一直是那些个人在台上蹦，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我们这台晚会没有一个明星大腕助阵，所有演员都是新人。我希望能有更多有实力的年轻人走到台上去，为中国乐坛注入一股新鲜的空气。”

不知有多少节目习得了《同一首歌》的真传，至今还在贻害四方？我们原来也不知道，原来假唱倒是解决了不少老弱歌手的“再就业”问题，让我们固执地认为：“中国已经没人会唱歌了”。

假戏假做

9月份我去了一趟无锡，参观了太湖影视基地。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再现当年拍《射雕英雄传·铁血丹心》一部分打斗场景。一群小孩分工明确，有主演，有配角，有放烟火的，还有拉钢丝的。这次我很受教育，知道人是怎么“飞”起来了。

这显然只是电视剧制作的冰山一角。不过精彩表演应验了一句话：演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

让人悲哀的是，这种超现实的制作手法早已不是电视剧的专利了，在新闻节目、娱乐节目也有不少让人看似十分真切的手法。

曾几何时，电视新闻上打上“LIVE”(直播)，我们就以为记者正在即时为我们传送新闻，一如“你没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寻找新闻的路上；你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电视上”。

后来才知道，所谓直播，只是一两个播音员的直播，而不是节目内容的直播。

同样，一些宣称“连线”的节目，也只是制作出来的而已，明明在一个城市，搞成一种现场“在线”的场景，倍儿真，这要感谢“蒙太奇”这个好东西。

同样，一些假做法永远在流传，“连线”这种假互动外，短信互动成为一个最好的敛财借口，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进入了包月的信息陷阱，也永远不知道自己发送的短信有没有人收到。



操盘手

在传播学里，把持传媒产品生产、制作和传送的人被称为“把关人”。这些人就和食堂的师傅一样，决定着学校饭菜的品种和质量。在造假者生存的年代里，我想到股市中常用的一个词：操盘手。在他们眼中，唯以结果论英雄，讲求效果第一。

在市场化活动席卷媒体运作的今天，电视的操盘手们个个唯收视率是问，拜广告主为干妈，却不管这广告内容的质量与品味。

大家都知道声色犬马的力量，所以丰乳广告、整形广告满天飞。一支美容笔，号称能让50岁的女人没有皱纹，直销价不下三百元。这广告一做就是半小时，直到把人搞崩溃到不买为止。

医疗广告上电视成为无数人的心病。在2003年广告的关键词中，“不孕不育”广告是重中之重。北京一家名为新兴医院借了两明星大做广告，一人在电视微笑着说话，一人高唱着歌曲，走上了CCTV的播出流水线。虽然后来经新华社旗下媒体曝光其广告虚假，广电总局了三番五次下发禁令，央视依旧照播不止。

更有改头换面的广告多如牛毛。最明显的是烟草行业，从田里爬起泥腿子还有泥上岸就西装革履了。它们的大名称不变，却变成了运输、文化、造纸等名头出现。套用赵本山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：你以为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。

违规的多了去，不过由于刘翔代言了，所以白沙集团就成了一个纠查对象，被禁播。CCTV倒是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照播不误。

在电视圈里，最不缺的就是下作的操盘手。广告很多时候就像是一把切蛋糕的利刃，将节目来个五马分尸，这种操作方法屡见不鲜。心软的少切几次，心狠就多来几下，最恶毒的是在广告打断时说：“广告之后更精彩……”等得嗓子冒烟了，却是节目播完的歌曲或提示出现。这种场景你在看电视剧时见过，在名牌栏目如《艺术人生》中也看到过吧。

大的操盘手们或许不在乎节目的运作，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营造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。在2003年第2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中，共收到总票数达3513166张，无效票数达1272943张，“假票”占到三分之一。2000年，假票数为50万张，2003年是45万张。

在2003年金鹰奖的最佳主持人评选中，投李湘的作废选票达到４５万张，操作中雇有专人到网吧投票。中国视协声称李湘与此事没关系，那么这就应是操盘手们的功劳吧。

土  豆

在华丽的烟花里，在操盘手的屠刀下，普通老百姓做电视观众时又会是怎样的状态？

在西方，80年代的学者把观众贴上“沙发里的土豆”这一标签。为什么会是土豆呢？在吾乡，土豆最宜于贫瘠的沙地，不需要肥料，也不需要多少水分。用福克纳在《我弥留之际》里的话说：“他们在苦熬(edure)”。最大的悲剧是他们熬出来后也只是賎卖的品种。

大约这只是附会之说，西方人可能只是说人们一到家就深陷沙发里，像肥硕的土豆一般沉重。这一个“沉”是对的，对中国电视观众来说，那就是“沉默”，因为中国人民太朴实了。

多年前王小波在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一文就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所谓弱势群体，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。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，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。……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，就是沉默的大多数。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，有些人没能力、或者没有机会说话；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；还有一些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。

正是由于沉默，所以被电视制作人们看作弱势群体，离“草芥”也不远了。在他们眼中，这是多好的欺骗对象。他们仿佛自己成为玩偶之家的主人，可以为所欲为。

殊不知，这些“土豆”们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有话不说，这是习得了甘地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风范。他们或许在等待一些电视机构的垮掉，一些电视人的玩火自焚。

看过梵高一幅画作《吃土豆的人们》，画面上人们的面容很温暖和快乐，大约藉此土豆的能量可以渡过皑皑寒冬吧。

如果将电视机构看作是吃土豆的人们，等到有一天土豆们罢工了，世界将会怎样？

求 真

当电视业造假成风时，“真”才成了西藏高原的灵芝，总是那么难寻踪迹。

巴金老人被誉为中国文坛的良心，就在于他敢于说真话。他说：“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，讲自己心里的话，讲自己相信的话，讲自己思考过的话。”他花了八年时间，用那颤抖着的手，用真情写下了150篇《随想录》，计5卷42万字。这是一部“力透纸背，情透纸背、热透纸背”的“讲真话的大书”，是一腔忧国忧民的喋血之言，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。

巴老在他的《真话集》后记中，引证了安徒生《皇帝的新衣》：“在群臣皆说‘皇帝新衣真好看’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小孩子，高声喊出真理：‘他什么衣服也没穿！’”这正是巴老借那则童话，留给人世的醒世箴言。讲出石破天惊的真话，也许，小孩子是出于童真，可大人们则需要胆识。

在巴老心中，“.讲出真话，人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”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活着的人讲真话的，要么是耆宿，要么是稚童，还有一种情况是白丁。

比如熊德明。她今年43岁，初中文化，平日主要工作是割猪草喂猪。2003年10月24日，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库区视察时经过她家，停步和村民聊天。熊德明正好割猪草回家，鼓起勇气向总理反映她丈夫在县城当建筑工人，被拖欠2240元工钱的事。总理对此高度重视，立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。熊德明当晚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。

新华社对现场的报道是，温家宝和村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后，他问村民们：“大家还有什么困难？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”

“总理，我想，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。”一直坐在温家宝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有些腼腆地说。

温家宝总理侧过身对她说：你说吧。

这时，坐在旁边的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也鼓励熊德明：有什么事只管对总理照实说。

除了自我鼓励，还得领导鼓励，熊大姐才说出了最想说的话，可见有多难，而说了实话的收获是获得央视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中的“社会公益奖”，代价是外出打工。

今年也出了一个敢出真话的女性。11月6日晚，在凤凰卫视举办的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提问环节。当蔡澜提问陕西选手姚佳雯要“老公还是要钱”时，答曰：要钱。第二个问题是“要父母还是要钱”，要父母。第三个问题是“要国家还是要钱”，答曰：要钱。但是我想说的，不管怎样比起来，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妈妈。其实在蔡澜先生提问后，我还以为他提得太没水平，因为中国大陆的小孩子都会回答得“政治正确”，但不料结果却是戏剧性的。就凭这个直率的、貌似愚蠢的回答，成就了凤凰卫视这次中华小姐选美的最大胜利，因为它还原了当事人的内心真实，这对以造假著称的一些电视同行是一个最大的回应。

造假者们的最大害处在于，他们凭借自我偏好虚构了一个个单向度的人，也建构起一个单向度的虚拟社会。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：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声音，而话筒的开关被他们掌控着。

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些经典的话：

《论自由》的作者密尔说：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；假如我们确信，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。

伏尔泰则说：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物，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蝶上一样。

这些名言让我们重温了曹雪芹的话：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这让我们不要脸面做起假来或许会有所顾忌的吧。因为到头来，“谁会相信谁？”都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时，诚信成为一句空话。



经济学家西蒙曾经说过：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。在“还原真实、显影现实”的路上，显然还有很多人要前行，有很多事要完成……

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2004-11-16